一、发展生命科学新赛道需从链条上发力

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发展“生命科学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质优的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因此，如何培育发展生命科学新赛道，建立与之相适配的产业政策，驱动生命科学新赛道高质量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课题。

产业背景：生命科学包括生物科技、制药、医疗器械、细胞与基因、诊断学、组学，以及基于AI的临床决策系统等正在全球市场竞争。目前，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也都在不遗余力地培育、支持各自的前沿技术和领头企业。因此，评价投资培育生命科学新赛道的益处时，不应仅仅从单一的健康促进这一个维度来看，生命科学新赛道的崛起，还体现在大量新增的高收入岗位，出口和税收，更有对抗疫情的防控能力与军事能力的巩固，以及对其他行业产生的溢出效应。

国际上，其他国家在制定支持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的产业政策时，虽然有任期和党派的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协同努力。以美国为例，前任总统特朗普，为此推出了特朗普政府的运营加速计划（Operation Warp Speed，OWS）方案，拜登就任后推出卫生高级计划研究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for Health）大力支持整个技术创新链条，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制造和分销等的全流程，显示出两党对发展生命科学新赛道目标的一致性。

二、培育生命科学新赛道，梳理产业政策沿革

回望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发展出一套让各个国家沿袭至今的科技创新政策与支持框架，就是政府支持“研究与开发”中的研究，开发则留给产业界自行解决。

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沿用了这一套经过他国验证的科技创新发展范式，强调的是政府对前端基础研究的责任，而忽略了对能孕育重大产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和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的支持。也因此，过去我国大量的政府专项资金都流向了事业单位，或大院大所，或新成立的事业单位等，然后以论文发表与引用排名为终点，而较少关注可能产生重大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工程创新能力，或者获得高性价比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的培育。导致目前较为常见的产业发展断层现象，一方面高水平论文数量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产品开发和高水平的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较为落后的断层现象，甚至出现在某些产业环节被“卡”现状。

但当前的技术变革驱动产业创新的演绎路径和国际竞争态势已经进入新态势，从“两弹一星”的“有没有”阶段，走向当前产品竞争力的“好不好”阶段，因此需要从链条上系统布局和发力。

对此，我们能从中国在高铁等一些产业关键领域的成功经验看到重新调整产业政策的迫切性。我国高铁产业成功很重要的一点，从高铁产业规划部署开始，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着眼，推进全面系统的部署，而不仅是基础研究成果，还有结合我国高铁现状和发展目标的大量工程创新活动，更有甚者是技术攻关与重大产品开发、系统解决方案建立的上下贯通，形成了良好的反馈迭代以及正反馈循环。因此，要发展“生命科学新赛道”，值得参照我国高铁产业的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政策框架。

三、新的政策框架

我们要发展“生命科学新赛道”，产业政策要从过去的止步于基础研究，扩展至产品开发、方案设计以及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中所需关键共性技术的支持培育。

可以基于两个基础规划新的政策框架，一是聚焦于具有重大创新转化潜力的高社会需求领域，明确主攻方向；二是要确保政府专项投资的评价指标，不仅是文章发表或高引用率，更要有产业环节上的能力提升，与较好的经济效益。

从国际半导体、计算机、电动汽车和风电产业发展来看，虽然美国一直较为关注基础研究，但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转化为重磅产品的工程创新能力以及后来的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曾几何时也极为依赖日本、韩国甚至是中国台湾的产品化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今天，我们在组织规划面向未来的生命科学产业政策时，应避免类似的情形发生在我国的生命科学领域。

1.专项新模式，专项资金的应用从过去的基础研究扩展至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

目前，市场上的风险资本和私人资本缺乏雄厚的资金与风险承受能力，无法为初创企业（尤其是软件行业之外的初创企业）的规模扩张提供充足的资金，只有政府专项资金才能从产业链进行支持和引导，主要是因为政策资金相较于市场化的资金具有长期性，同时，政府专项资金相对来看更充裕。另外，与其他行业相比，生命科学领域的产品开发与产业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依赖度更高，行业的高监管导致其转化周期较长，但专项资金池子确不如其他行业，对生命科学产业的税收框架，也并不比其他行业更具有竞争性。

以对抗疫情为鉴，2020—2022年的疫情防控过程中，美国出台的运营加速计划（OWS）就显示出在生命科学领域全链条支持的卓越效率，从技术转让至产品开发，扩大生产和分销交付全链条提供充足的专项支持，加速了疫苗的研发上市、产能保障与分销接种、毒株迭代等全链条的提速。然后将其转化为一个专门的机构—ARPA-H，希望在卫生健康领域复制国防领域成功的组织形成ARPA，为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技术提供全链条的资金支持。

鉴于此，我们也可以制定类似的政府专项资金政策，比如，研究资助、信贷担保、产能扩大低息贷款、政府引导基金辅以市场化资本等多形式、全链条支持生命科学领域的具有重大产品潜力的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快速推出高可靠性的产品，强化技术、产品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新的市场激励机制，创新成果的高溢价政策

生命科学领域，通常，市场给予创新产品的奖励通过高溢价的定价机制来体现。同一产品，为了激励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成功和长期的创新行为，同时保障研发投入的回收预期，高溢价的定价有利于保障创新成果利润的基本盘，进一步激发“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循环的创新活力。

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4%，但美国医药市场贡献了全球制药工业收入的46%，利润贡献更是高达78%。这一组数据表明，美国对生命科学领域的高溢价机制，为这些创新疗法/药品/设备等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奠定了基础，这些创新企业也就有了制定符合目的国支付预期价格的底气，无形中帮助了美国公司和创新产品更容易地进入其他国家并快速形成市场份额。

反观我国药品定价，高溢价的定价机制多以“原研”等条款给到进口产品，这不仅削弱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积极性，也不利于高水平的me-better或me-faster①等创新策略的实施。

3.疫情期间全链条产业扶持政策的常态化

疫情期间出台的系列专项政策，能在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中高效地组织疫苗、药品和用品等的生产供应。专项政策不仅促进了疫苗、治疗药的研发，还涵盖了按需扩大的产能建设、政府采购等，降低了药物公司的研发风险，以奖励那些为对抗疫情开展创新的公司。

四、产业政策的局限

当然，产业政策常常具有局限性而被加以诟病。虽然如此，我们仍应看到，每当面临重大产业变革机遇、发展走到十字路口时，良好的产业政策对当前资源的高效统筹和规划部署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我们也不用因为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而放弃有组织、有目的的规划部署。

制定的产业政策目标是基于当前的发展机遇，明确当前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或者需要破除的主要发展障碍。能否满足我们要达成的发展目标。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的产业政策产生的结果，除了文章的发表，能否提升我们的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又如，产业政策实施运行如何保障不变形，还需要配套什么机制以保障其高效而又目标导向明确地推进落实?

当我们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时，回顾过去经常会为我们提供面向未来规划部署的借鉴和底气。我们能高效地走出疫情，源于我们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因地制宜地专项政策和激励机制，疏通科学研究到产品开发，以及组织生产和分销，推出多种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这项工作其实就为我们拟定了发展生命科学新赛道的参照，覆盖全链条的产业政策、专项资金与政府多部门的协调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1] 罗梓超，李荣，董晓晴.中美生命科学科研现状对比研究[J/OL].科技智囊，2021(9)：69-76.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1.09.09.

[2] 徐涛.推动生命科学创新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J].前进论坛，2024(4)：54-56.

[3] 钟文艳.美国生命科学产业发展经验及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8，33(6)：11-18.